中国近代古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但是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
曾国藩以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幕府广聚人才，以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为号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时复盛。他适应时势的需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并针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见，包括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主张骈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玮”（《致南屏书》）。他本人的文章“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李详《论桐城派》）。这些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
曾国藩门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称四大弟子。他们已处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文章虽各有成就，特别是张、吴二人得桐城“雅洁”之传，最为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陈旧的思想与陈旧的文章模式已很难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树，他们真正给桐城文带来新气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盐原记》、《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都以朴实畅达的笔墨传其形神，以异国新奇风物引人入胜。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几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以传神之笔将内容繁杂的画面形象地表现出来，又极善烘衬渲染。
